汪道涵、南怀瑾与九二共识

说明

（本文摘自周瑞金先生文章《世间已无汪道涵 两岸同叹绝唱曲》《纪念三位历史老人》《1998年我拜会辜振甫和南怀瑾》并做编辑，已经周瑞金先生审定并授权发表。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汪道涵、南怀瑾与九二共识

周瑞金

汪道涵先生一生从事革命，经历丰富，贡献良多。但他晚年担任海峡会长14年间，致力于两岸事务而创造出的业绩，从“九二前密谈”到“九二共识”，从九三“汪辜会谈”到九八“汪辜会晤”，这应当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留给两岸国人最出彩的华章。

据我从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处了解到，汪老介入两岸事务，早在他任海峡会长之前。南先生在美国隐居三年后，于1988年返抵香港客居。在他刚住下来的第六天，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与南先生接上关系。

当时，中央选中南怀瑾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两岸关系唯一合适的牵线人。

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返台与李共商对大陆政策。从1990年12月31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先生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在两岸代表第一次会谈中，南先生即提出建议：“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以及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划出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版。下策是只对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

会谈了几次，终因双方分歧太大，未获进展。

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分量，增进会谈效果，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

左一：杨思德   左二：汪道涵

左三：南怀瑾   右一：许鸣真

（1992年6月13日  香港南怀瑾先生寓所）

1992年6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提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三原则。

此建议书由汪老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而在汪老的努力下，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

1992年月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

1993年4月27日，在汪老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经两岸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4月29日，汪辜两位老先生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这是海峡两岸最高当局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引起世界震动。虽然会谈内容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 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老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怀瑾先生，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先生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江主席参阅。

同时，汪老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先生到北京，与江主席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并到中央党校演讲。由于南怀瑾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

后经汪老进一步协调，几个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老见面。并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老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谈话录音由汪老转达中央。至于到中央党校演讲之邀，南先生虽未答应，但表示会写本书以回应，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原本大学微言》。

（南怀瑾与汪道涵1995年8月6日在上海会谈）

遗憾的是，两岸关系刚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由于李登辉1995年访问美国，又中断了历史进程。直到三年后两岸关系度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老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老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应当说，这是汪道涵会长以温和、理性、创意之和谈风格化解了双方矛盾分歧，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

恰在此时，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因此，汪道涵会长理所当然要借我访台返港之机，了解当年一起参加两岸密使会谈的主持者的见解。

汪老当时先殷殷嘱我多与台湾新闻媒体交流沟通，要我以大陆第一大报的身份推动两岸媒体合作，争取台湾当局同意两岸主流媒体互派长驻记者。并交代我代他向辜振甫先生致意，同时要深入了解台湾政界对刚达成的汪辜会晤四点共识的反应。他说最近接连接到台湾方面有识之士来电来函，对汪辜再次在大陆会见反响热烈，正面回应很多。最后，当我向他告辞时，汪老握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交代说，在你们代表团返回途经香港时，你一定要前去拜会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这次汪辜会谈的看法和意见。

后来，我们代表团的台湾之行，基本上就是按汪老的意图进行的。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便拜访了辜老先生。他在台北台泥大厦自己办公室亲切会晤代表团，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无拘束交谈。他说：“我有55年未到北京，53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陆我有惊世之感，和以前的情况不能比。大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景象，令我印象深刻。这次与汪老会晤是在两岸关系冰冻很久后举行的，显示了两岸以协商代替对立时代的来临。我看，两岸只要多接触，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来的。”他谈到未来两岸之间媒体的交流很重要，互派长驻记者是好的方向。

辜振甫与周瑞金会谈

辜老谈起这次大陆行与江泽民、汪道涵先生见面聊天的情景，颇为感奋欢愉，说自己在台湾“立法院”报告大陆行时，有三位立法委员高兴得唱京戏，还有人献花，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说“行政院长”萧万长急于了解大陆情况，特请辜老共进晚餐，台湾政界大都正面看待四点共识。各方都将做出规划，推动两岸关系。

此外，我们在台北遍访了台湾主流媒体，与台湾新闻界头面人物都见了面，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沟通成果。

我们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因汪老事先交待我到香港应去拜见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南先生，那是在1998年11月8日晚上。当时南先生81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来了。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经常要跑中南海；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五年后南先生回上海，在苏州吴江建太湖大学堂，我已从人民日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常跟随南先生习禅修炼，果真应了“南书房行走”的戏言。

当我见到南先生，首先代汪道涵会长向他问候致意，并恳切询问他对这次“汪辜会晤”的看法。想不到，南先生似乎早就知道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就哈哈一笑，心直口快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某人在台湾名声不好。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

我一回到上海，汪道涵会长马上接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先生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会长回访台湾机会渺茫，李登辉的地位和态度都已发生变化，不可能让道涵先生到台湾去宣讲两岸统一。

果不其然，南先生在香港对汪辜会谈说的话，竟一语成谶。1999年7月，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汪道涵会长台湾之行终成泡影。从此，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生。

2005年12月24日，汪老与世长辞。正在闭关的南怀瑾先生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副——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由我转达，献到汪老灵前。南先生以此联表达了对国共合作信使同道的哀悼之情，认为汪先生走了，“汪辜会谈”也画了句号，希望两岸关系的寒冰期早日结束，开启新的“春宵”时代。

汪道涵、辜振甫、南怀瑾，三位历史老人真是时代精淬出来的典范，是两岸关系的卓越开拓者！他们对两岸人民的共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与使命感，在人生最后岁月里，无私无我地奉献投入，毫无个人的利益算计。其人品、气质、胸怀、意志，其学养、历练、视野、风度，不但在同侪中卓然拔萃，在后来者中恐也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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